由图可见任何一个独体性建筑的产生无疑首先要受到它所诞生之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影响,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制约,正是这些或形象或抽象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建筑师的设计,所以对建筑文本的考查可以为多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作证。例如罗马广场上的提多(Titus)拱门,是为庆祝并记录罗马太子于公元七○年洗劫耶路撒冷而建造的[⑨]。中国的长城是为了抵抗匈奴人进攻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北宋卞梁城在《清明上河图》中的喧闹……这些讯息有效的影响着建筑师的创作。建筑在传播符号学的认知当中属于“再现媒介”“再现符码”的文化符码系统,建筑师通过自己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感知,运用自身民族、文化、美学、约定俗成的涉及符码去制造文本,其实质是建筑师将自己的价值观与社会文化通过建筑文本进行文化联系与传递。同时建筑师还必须将其所处的历史断层,用建筑的语言传达出来,来表征一个时代的特点。
但是建筑不属于即时消费的媒介,时间媒介的特点注定了它在表征了一个时代之后,继续讲述后来的故事。经过诸多的相关的文学加工和政治历史变故的修饰,建筑通过它的不断的被改良和被修缮,乃至于被重建,成为了受众解读的二度文本,让人们进行二度解读乃至于依次类推的n度解读,后来的意义也许都不是建筑自身的文本内涵,那是复合了许多其它媒介形式信息的复合式解读结果,例如书籍、图片、广播、电视等媒介参与的综合性解读。
以长城为例,最早对于它的解读应该上溯到战国时代,始皇将几国的长城连为一体,那是军事的屏障和国威国力的象征,还有民间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凄美的故事来丰富着人们的体会和联想。后来的汉朝、宋朝乃至于明朝意指都没有停止对长城的修缮,而这每一次的修缮又都因由着或欣喜或悲伤的背景。长城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华历史文化的一个大地符号,一种民族气节的象征。人们可以从文学和历史的多种记载中勾勒它的形象,也可以怀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念亲身去体会它的壮阔,也可以从广播、电视、网络中搜罗各种各样关于它的信息,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几千年的历史赋予了长城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的含义了。
查理斯•詹克思(Charles Jencks)曾经鲜明的提出,对于建筑的研究应该扩展到建筑的机能向度之外的其他向度的考量,例如历史向度、文化向度和叙事向度。建筑正是用它这样庞大的文本叙事方式,将信息镌刻在自己的身上或是渗透在其它的媒介当中,对于建筑的实体性解读已经远远不够了,它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复合了多种的表意手段,也通过更多种的表意手段来传播历史文化信息。
四、建筑作为传播文本的可阅读性特征
沃尔夫冈•奥托(Wolfgang T Otto)在《占据空间的语言》一书中,他把希腊神庙当成建筑的典范:把神庙的内殿比作句子的主语,门廊和柱廊比作宾语,内殿和柱子之间的联系比作谓语。通过建筑物和句子的类比,奥拓得出了结论:“在这个结构合理的、占据空间的‘句子’里,权威性的空间统治着整个建筑……这个句子总是由一种族长式的秩序所统治”。[⑩]正如奥托的比拟,任何一个建筑都是可以象文章一样被解读,关键是读者必须知道语法规则。
对于建筑的语法规则,海涅。科劳兹(Heinrich Klotz)认为:建筑的原则是建筑的外观要能有意识的表达出其整体和辅助形式的描述语言,建筑的目的是要把建筑物从无声的‘纯粹的形式’中解放出来,从花里胡哨的外表中解放出来,要把上述原则和目的联系起来,使建筑物成为有创造力的东西,不只关注事实和实用性,而应能表达出诗意的思想,能对主题进行史诗般气势惊宏的处理。[11]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建筑物都有性格,因为每一个建筑物都存在着使它区别于其它建筑物的东西。这是由不同的建筑担负着不同的实践功能决定的。
在建筑学中,美是由观者对建筑物所起的现实作用的体验而得来的。……它是由人类和建筑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产生的特性,它是常人置身于建筑中所激起的情绪上的反映所决定的……没有哪一种反映能够在一种精神的真空中存在,它的表现是依靠某种可知性,而可知性依赖于某种符号的存在,这种符号能激发人们所熟悉的联想。因此在一个建筑物中,使人们认识其性格的事物,包含着某种记忆。人们在一个新建筑物里,要认识某种特性就要唤起在别的建筑里已知道的使用目的。[12]这其中涉及到建筑解读的经验性前提的问题,这种经验性前提在建造过程中决定着建筑师的编码,也同时决定了观者的译码。对于不同的观者这种经验性前提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普通人只需要了解功能性建筑的不同外体特征和经验就足够了,对于旅行者具备相应的历史知识就可以很愉快的完成旅行,但是评论家、美学研究者和哲学家必须事先建构他们各自的解读体系,之后才能够对建筑文本进行阅读。
媒介学者麦奎尔曾指出,“媒介参与了最广泛的符号意义上的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分配,而这些符号与社会经验具有密切关系。这些知识使我们能够理解经验,形成对其的认知并有助于对过去知识的积累以及当下对它们理解的延续。[13]这也正是为什么卡斯腾•哈里斯会说“某个花瓶的形式、某个盘子周圈的几何装饰、18世纪布道坛上方翻卷的岩石状装饰风格(rocaille)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发现自己尤其被后者所打动,这无疑同我的特定背景和经验有关。” [14]
进而梁思成提出一个各民族间的建筑文法的“可译性”问题,如罗马的凯旋门和北京的琉璃牌楼,罗马的纪念柱和我们的华表。这个“可译性”问题,也就是建筑文本的“可阅读”问题,解决的根本办法是经验的赋予,这也需要涉及全球的文化共通的问题了。
内容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传播学的视角对于建筑这一艺术方式进行全新的定位和解释。在推论中指出建筑之所以成为传播文本的关键性因素是建筑的装饰,正是装饰实现了建筑传播表意的符号化本质,建筑物文本在意义传播的过程中体现了它的时间媒介的特征,从建筑的文本定位出发进而推导出建筑作为传播媒介的独有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色以及人们在进行建筑的文本解读的时候所产生的心理变化和建筑文本解读的经验性前提。
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at give an orientation and
an explanation to the architecture through the view
of communication. The writer discovers that the key,
which makes the architecture to be the text of communication ,is the ornament. The architecture
text is a kind of time media, and has its own style
and character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together with people’s psychology changes and
former experience.
Title:Architecture, as a text of
communication media
参考文献:
王振复著《宫室之魂》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
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美〕托伯特•哈姆林《建筑形式美的原则》 邹德侬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美〕卡斯腾•哈里斯著《建筑的伦理功能》华夏出版社2001年
〔英〕希拉里•弗伦奇《建筑》 刘松涛译 三联出版社 2002年
梁思成著《凝动的音乐》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年
张国良《二十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硕士研究生安珊珊 (女,1980)
博士研究生讲师 周德波
注释:
① 转引自《宫室之魂》王振复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 P29 ② 同上
[③] 《现代大众传播学》 张国良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 p86
[④] 《建筑形式美的原则》 〔美〕托伯特•哈姆林 邹德侬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p1
[⑤] 《建筑的伦理功能》〔美〕卡斯腾•哈里斯著 华夏出版社2001年P22
[⑥] 《建筑的伦理功能》〔美〕卡斯腾•哈里斯著 华夏出版社2001年 p3 [⑦] 同上 P61
[⑧] 《凝动的音乐》梁思成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年 p88
[⑨] 《建筑》 希拉里•弗伦奇 刘松涛译 三联出版社 2002年 p24
[⑩] 《建筑的伦理功能》〔美〕卡斯腾•哈里斯著 华夏出版社2001年 p85 [11] 同上 p85
[12] 《建筑形式美的原则》 〔美〕托伯特•哈姆林 邹德侬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p176
[13] 《二十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张国良 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p441
[14] 《建筑的伦理功能》〔美〕卡斯腾。哈里斯著 华夏出版社2001年 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