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关系亮红灯，德国惊讶于中国强硬的报复
摩擦了一段时期的中德关系，最近更是接连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海内外媒体为此议论纷纷，两国趋冷的态势令人耽忧。近日，中国财长以“日程安排十分忙碌”无法接待为由，取消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原定于12月访华的计划。据悉，中国还冻结了由两国副外长级官员每年会晤一次的战略对话，对话内容包括经济和人权在内的广泛议题。中国外长杨洁篪取消了与施泰因迈尔外长参加联大会议期间的早餐会，中德司法部的对话也取消了。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称，原定明年在广州和成都举行的“德中同行”活动准备工作已经中止。
今年8月底，默克尔访华时，中德友好关系似曾显示出一个新的高潮。问题在于，伤害中德关系的始作俑者是谁呢？
事缘今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无视中国的抗议，坚持会见达赖。而在1996年，德国基民盟黑森州议会党团主席科赫曾劝时任总理的科尔会见达赖，在权衡利害之后，科尔没有答应。今次，科赫已任黑森州州长，在他的怂恿下，默克尔跨越底线接见了达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默克尔总理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执意会见长期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达赖，这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也严重损害了中德关系。
非仅如此，实际上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台后，就一改过去几任德国政府尤其是前总理施罗德与中国友好的外交政策，对华立场转趋强硬，她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政策以及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严重。在10月23日，德国执政党推出的亚洲战略决议中，称“德国和欧洲在能源、非洲和外贸等领域面临中国的竞争”，还说中国“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建议“德国增强与印度、日本、澳洲等民主国家的关系”。言外之意是要改变前几任德国政府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并希望藉拉拢印度来制衡中国。默克尔10月29日访印时，不断示好且反复强调彼此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而和中俄等国传统友好国家则明显疏远。
本来很多德国人认为德中关系不会冷淡太久，幷相信即使双方在政治和外交上产生不快也不会影响经济。是以德国财政部11月15日公布其财长访华计划取消的消息震惊了德国各界。《经济周刊》认为，“德国希望中国政府短暂生气后会恢复正常的期望落空了”，这对德国经济界是一大打击。为了民主和人权的政策，德国经济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金融时报》称，德国银行、投资机构等经济界高层代表原本都将随同施泰因布吕克出访，本可以使冷淡下来的德中经济关系再度升温。英国《金融时报》称，“取消财长访华是迄今为止北京对默克尔接见达赖的愤怒所产生的最严重后果”，中国的立场使默克尔本就难以控制的执政大联盟关系更加恶化。德国政府发言人试图淡化事件影响，称即使在达赖问题上存有分歧，德中的共同利益仍将占主导地位。
但是，也有《世界报》等德国媒体为默克尔打气。《世界报》刊登为默克尔辩护的文章称，当施罗德和希拉克在2004年春天推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时，首先着眼的是有利可图的订单，施罗德的继任者现在认识到，只在经济或政治上关注中国都是不明智的。文章得出结论：谁现在如果屈服于不友好的声音，那么将来中国会实施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德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称“无论是德国的政策还是德国的经济都不应受到北京愤怒的影响。总理要见什么人和采取什么外交政策得由柏林决定，而不是其他地方”。
德国外交官则担心，中国抵制德国给法国造成可乘之机。根据德国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为惩罚德国，中国将加强与德国邻国的接触，巴黎“预计会利用德国留下的缺口”。11月底，法国总统萨科齐将访问中国，届时法国工业界将盘算获得更多合同。
《法兰克福汇报》称，中国接连取消各种外交会谈，令执政党内部产生裂痕：三位部长因此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惩罚。《金融时报》也说“中国取消财长访华点燃联盟内部对默克尔中国政策的争吵”。本月16日，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科尔博对《柏林日报》公开表示，“默克尔女士迫切需要与中国进行接触幷使关系重回正轨。”第二天，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巴黎对记者说，我们不能任由这种发展，重建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是德国的利益所在。德国媒体的文章说，北京的态度也使默克尔的执政“大联盟”内部关系恶化，刚被任命为副总理的外长施泰因迈尔（社民党）复公开抨击总理接见达赖，批评默克尔“愚蠢的外交政策给德国国家利益造成损失”。施罗德上周访华时在北京面对记者时也批评默克尔会见达赖是一个“错误”。默克尔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对俄中的强硬态度大大激怒了社民党，认为默克尔背离了前社民党总理施罗德在与俄中打交道时在这些问题上的更谨慎的道路。《南德意志报》等德媒体也批评默克尔的外交新思维“非常危险”，很可能在全球“受到强烈道德抵抗”，并削弱其国际领导地位。另外，德国的大公司也批评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担心中德关系变冷会影响他们在中国的生意
德国外交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卑斯克分析道，“中心问题不是默克尔与达赖喇嘛的会晤，这背后是德国外交战略的转变”。首先，默克尔公开表示愿意推行美国式的“价值观外交”，这是对施罗德以及科尔的外交政策的摒弃；其次，默克尔所在政党的“对华新政策”违背了“中国本质”的现象，因为中国在德国亚洲政策中的中心位置是其他国家无法取代的。卑斯克认为，默克尔急需与北京建立联系，重新调整关系。比如像前任一样，与北京进行直接对话，消除误解。重获北京信任是默克尔最紧迫的问题。如果她走出这一点，在外交上比较“仗义”的中国会“不计前嫌”。卑斯克说，所有国家在外交上都有一个亲疏差别，各国利用这一点似乎也无可厚非，如果德国对中国冷淡，中国也可以找到其他的替代者，比如日本、法国等，甚至美国，关键还是国家利益。所以，从国家利益来看，默克尔无论如何应发展德中关系。
德国波恩东亚研究院学者许文敏指出，默克尔会见达赖固然是中德冷淡的触发点，但更要看到其背后正在发生的一切：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处于一个停滞阶段，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相对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新崛起国家的产品却大量流入。考虑到德国是个工业出口大国，它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更敏感。政治家没有什么好办法迅速推动经济发展，将批评目标对准新崛起国家就成了平息百姓怨气的捷径。许文敏强调，尽管中德必然会经历协调双方经济利益的阶段，但不同政治家的处理方式却会给这种调整带来很大影响。中国取消中德财长会晤让不少德国人感到意外，默克尔会见达赖时他们没想到中国会如此愤怒，更没想到两国的疏远会走这么远。
许文敏认为，目前在对华政策上德国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以老的汉学家、知华派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一种自然趋势，中国是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稳定了，世界不就稳定了吗？一位波恩大学教授日前对许文敏说，中国政府做到了这一点，应该谢天谢地。如果目前的中国像30多年前的文革，西方真不知该怎么办。
第二种集中于《明镜》周刊柏林总部主任史丹格特去年出版的书籍《为财富而战》，文章核心就是：面对中国崛起西方该怎么办？默克尔主张的建立跨大西洋联盟就是该书给出的答案，因此也有人将史丹格特称为默克尔的“政治军师”，这种观点也代表了德国少壮派的观点。
第三种以德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桑特史莱德为代表，认为中国崛起不能以好事或坏事来形容，德国应该做的是协调与中国发展的步调，让德国获得好处。
由于三种看法都有市场，因此德国的对华政策会处于一个长期的调试过程。许文敏说，德执政联盟出现对华政策不同声音也是正常的，在如何应对中印等新兴大国崛起上，默克尔主张欧洲与美国、加拿大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幷且多年来一直在操作这项工程，而社民党则是另一种思路。
还要看到，默克尔之所以大搞价值观外交，除了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外，还与她个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她出生并长期生活在原先的东德，但没给她留下什么好印象。她对中国宗教事务的复杂性也不瞭解，自然对中国带有主观偏见。默克尔出身于牧师家庭，“宗教情结”比较浓厚，对那些貌似追求“种族独立和认同的宗教人士”怀有盲目的同情心。早在2005年，她就作为反对党领袖（基民盟主席）和达赖喇嘛见过面，并声称要会见任何“宗教领袖”。
德国政府发言人新近表示，虽然中德关系受达赖到访影响，但总理默克尔仍坚持自己的决定。发言人还说，德国相信德中关系将会改善，因为良好的联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记者会上说，希望德方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修补由于德方错误做法给中德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他指出，德方应从两国关系大局、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德国领导人的错误做法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利双边关系得到改善。“作为具有如此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国家，德国在处理中德关系时，不仅需要考虑中德双方的共同利益，同时还要考虑中国同欧盟的整体关系。”刘建超表示，中方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重视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也重视德国在欧盟中促进中欧关系发展的作用。
显然，只有双方认清国际大局势和维护共同的利益，坚持平等友好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珍惜多年来的和平友好关系，才能中德关系重新走上良性发展的健康道路
本文来源『兴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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