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军事活动离不开军事地图。清军在进剿早期太平天国期间，将帅间的文书、奏摺以及上谕中经常提到地图。如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五日（1851年5月25日）周天爵写信给赛尚阿说：“此时愁苦无聊，索人画地图。”（注：《周天爵致赛尚阿信》（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同年五月十九日（6月18日），徐广缙在奏片中称：“臣接广州满洲副都统乌兰泰由西省武宣军营来函，并将大营地势及应防贼匪窜逸处所绘图贴说，极为详明。”（注：徐广缙：《奏周天爵向荣怯战失利片》（咸丰元年五月十九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147页。）同年六月十一日（7月9日）的上谕内，据乌兰泰奏称：“又另片所陈各情形，并将独鳌山形势绘图呈览，披阅均悉。”（注：《谕赛尚阿查明威宁镇官兵溃败情由》（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193页。）太平军占领永安州之初，姚莹写给乌兰泰的信中也说：“弟出节相手谕，与二位（指巴清德、长瑞——引者）阅看，均即遵奉同兄熟商，兄以阁下寄来地图出示，以贼近时情事详细告知。”（注：《姚莹致乌兰泰函牍一》，《乌兰泰函牍》卷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92页。）据载，永安州莫村人莫金灿曾为姚莹绘一地图，对此，姚莹记云：
　　现得一永安州之莫村人训导莫金灿，深明永安地方形势，绘呈一图，似为的确。据此而观，贼得上算。我则兵怯于战，将不齐心，一也。大兵分驻，刘、李在州城西北，乌在西南，向自东来，尚未知驻营何处。如果声气相通，原可为犄角之势；倘见阻隔，则不能相应，二也。省来军装、粮台饷项应解大营者，未有妥便之路，三也……今日得一地图，较昨图为确，谨以呈阅。（注：姚莹：《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复邹中丞言事状》。）
　　由此可知，清军在对付早期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过程中绘制的地图定当不少，可惜上述提到的那些地图都已失传了。所幸的是，这类地图至今仍有流传于世的。
　　在英国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庋藏的中文地图里，至少有六幅是清军用于镇压早期太平天国的原始地图（注：另有两幅英档地图，可能也与太平天国有关。FO931/1888为一简明的平南县舆图，绘出杏花村、大将桥，注出“此路可通思旺”；FO931/1944为一幅湖南南部地图，绘出衡州府城与省城长沙之间的九座县级及其以上城池。因无确证，附记于此。），内五幅系清军围攻永安州的军事地图，一幅系长沙攻守形势地图。究其来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于1858年占领广州后从两广总督衙门里掳走的，先后收藏于香港（港英政府秘书处）、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1959年始运往伦敦。
　　由于反映早期太平天国历史的文献史料保存下来的相对较少，这批原始地图便显得弥足珍贵，且迄今除David  Pong进行过编目外尚无人作过专门研究。今拟作初步考释，以祈专家指正。
　　因地图均出自清军之手，图上诬称太平军为“贼”、“贼匪”、太平军军营为“贼营”，文中不再加注，特此说明。
　　　　二　清军围攻永安州地图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首次攻克了一座城市——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太平军在此驻扎了半年，封王建政、肃奸防谍，四周严加防守。与此同时，清军各部也迅速尾随而来，陆续扎营外围，很快就形成了南、北两路主力：南路军乌兰泰部驻西南佛子村，北路军驻北部古排塘（先由刘长清负责、后归向荣指挥），欲将太平军阵地团团围困，以实现其“围而歼之”的战术。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编号为FO931/1891、FO931/1939、FO931/1941、FO931/1947、FO931/1949的五幅地图，即为清军围攻永安州时期的清方军事地图。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David  Pong对这些地图的编目，因没有考证出各图绘制的确切时间，只能依档案序号加以著录（注：见David  Pong所编A  Critical  Guide  to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Archives一书。该书原有中文书名《清代广东省档案指南》，197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今为叙事完整起见，宜按各图绘成的先后予以考释，成图时序为：FO93l/1947、FO931/1949、FO931/1939、FO931/1891、FO931/1941（注：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本文只缩制了FO931/1947、FO931/1949、FO931/1891以及后文将提到的FO931/1906号四幅地图。这些地图的发表均得到英国国家档案馆同意，谨此致谢。）。
　　FO931/1947号地图（参见图1），纸地，彩色绘制，无图名、作者、比例尺等，尺寸为74×75cm，图上原标方向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所绘范围，东止于府江（今桂江），南至ｍéｎｇ＠①江口（今藤县ｍéｎｇ＠①江镇），西至修仁、平南二县，北至荔浦、修仁二县（修仁县已于1951年撤销）；而全图所表示的中心，则是永安州城。
　　此图的绘制时间，英国国家档案馆在线目录作N.D.（注：http://www.pro.gov.uk。N.D.表示无日期，为no  date或not  dated之缩写。在线目录关于FO931全宗内地图绘制时间的说法，均源出David  Pong,A  Critical  Guide  to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Archives，可见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对此研究毫无进展。下同。）。按：这应是一幅清军谋划进攻永安州太平军的军事地图。从图上内容推测，应是永安战事早期之物，理由有以下两条。
　　附图
　　图1　FO931/1947号地图
　　(1)图的北部，在新墟、古排塘标有小三角旗。这是清军驻兵的标志。太平军占领永安州七天之后即闰八月初七日（1851年10月1日），清军刘长清、李能臣部到达新墟，三天后即八月初十（10月4日）进扎古排塘，几天后姚莹也进驻新墟（注：姚莹：《中复堂遗稿》卷3《至荔浦言事状》。）。是为清兵北路军，先由刘长清负责，后由向荣主持军务。向荣原为广西提督，因官村之败而托病离开前线，“竟置贼事于度外矣”（注：《姚莹致乌兰泰函牍一》，《乌兰泰函牍》卷下，《太平天国》第8册，第692页。）。后来，钦差大臣赛尚阿重新起用向荣，让他主持北路军务。向荣遂于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自阳朔出发（注：《姚莹致乌兰泰函牍五》，《乌兰泰函牍》卷下，《太平天国》第8册，第695页；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98页。），两天后到达古排塘（注：《姚莹致乌兰泰函牍六》，《乌兰泰函牍》卷下，《太平天国》第8册，第696页。）。十一月初八日（12月29日），向荣率北路军自古排移营凉亭；十一月十五日（1852年1月5日）又移营上垄横岭，十一月二十日（1月10日）进扎龙眼塘（注：《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9，第29页。又见赛 尚阿十一月十五日、十二月初六日奏摺，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29、565页。），战线步步向太平军阵地逼近。向荣的多次移营，地图上均无任何表示，表明该图应绘制于1851年12月29日以前。
　　(2)全图共有32个贴红标签，其中永安州城以南到ｍéｎｇ＠①江口段红签最为密集，多达14个，其余在东部7个、北部8个，西部仅3个。南部的14个红签，有13个是表示从ｍéｎｇ＠①江口至永安州城水程路线、里距的。可见此时清军的注意力在永安州的南部。据朱哲芳考证，官村之战后太平军的转移方向“主要还是在南路方面”，所以“清方兵力重点一直都摆在南路”，直到巴清德“督兵由平乐、荔浦进至新墟、古排接应刘、李二镇之兵”之后，才使“敌人北路进攻兵力猛增至一万数千人而大大超过了南路，也就改变了敌人原先南重北轻的兵力配备”（注：朱哲芳：《太平军永安战场考释》，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第24页。）。据记载，巴清德是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1851年10月28日）率军入古排的（注：《姚莹致乌兰泰函牍一》，《乌兰泰函牍》卷下，《太平天国》第8册，第692页。）。若朱说不误，则此图应绘成于1851年10月4日刘长清进驻古排以后、10月28日巴清德到达古排之前。
　　另外，FO931/1947号图上清军注重南路防线，殊堪注意。联系到太平军进军永安时洪秀全等率领的水路军是从平南大旺出三江口而沿ｍéｎｇ＠①江逆溯至州城的，陆路军先锋罗大纲在藤县樟村以北进军的路线（即经新开、黄村、古眉峡、水秀、长寿墟诸地）也是沿ｍéｎｇ＠①江河岸北上的，均在南部。其时清方将领对太平军进军永安的路线一清二楚。同时清军还防范着太平军由原路南窜，如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上谕内有“至洪秀全等欲由水路潜逃、严密防范”之言（注：《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7，第37页。），《清文宗实录》卷42则云“再据贼供，洪秀全有乘小舟欲驶出ｍéｎｇ＠①江上之信”，均非凿空之言。这也是对这幅地图的最好注脚。
　　FO931/1949号地图（参见图2），亦系手绘，黑白，纸地，无图名、作者、比例尺等，尺寸为36.5×26cm。原图未标方向，绘出永安州、荔浦城、阳朔城、恭城、昭平县、修仁县、平乐府七座城池，标出各城间的距离，并用形象法绘出各城间的山、水。水路标出“此水通桂林”、“下通梧州”等字样，笔者据此判断其方向为上西、下东、左南、右北。图上共有四个贴红标签，内容分别是：
　　阳朔城红签：钦差赛中堂督带湖南兵壮五千名驻扎该城相距永安州一百余里。
　　新圩红签：广西姚臬台督带柳州兵壮二千名驻扎该处相距永安州四十里。
　　古排塘红签：李、希、刘三位大人督带湖南兵丁二千名寿春兵壮一千名潮勇三千名广西兵丁一千名云南兵丁一千名在该处共扎营盘十八个相距永安州十余里。
　　平乐府红签：杨大老爷督带柳州兵壮五百名驻扎该城防守。
　　此图的绘制时间，英国国家档案馆在线目录作1851.9-1852.4。按：这等于仅确定为太平军占领永安州时期地图。揆诸实际：钦差大臣赛尚阿于咸丰元年九月十一日（1851年11月3日）进驻阳朔，十二月十八日（2月7日）又从阳朔移驻荔浦（注：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03页；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38、148页。据郦纯先生考证，移驻阳朔日期为11月3日。（见《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49页注1）郭氏《日志》作11月4日，恐误。），阳朔城红签内容表明赛尚阿正驻该城。古排塘注出的李、希、刘三位大人分别是指临元镇总兵李能臣、凉州镇总兵长寿（字希彭）、川北镇总兵刘长清。李、刘二总兵是这年八月初十（1851年10月4日）进扎古排塘的，共扎营盘六个；10月28日，巴清德、长瑞率军入古排塘；随后，长寿、松安、董光甲、邵鹤龄、李孟群等也率部开进古排塘，所以图上红签写“共扎营盘十八个”。值得注意的是，向荣复出后于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七（1851年12月19日）到达古排，接替刘长清主持北路军务。十一月二十四日（1852年1月14日），向荣令李能臣部进驻二岭口，李惧，被革职拿问，改派松安所率寿春兵前往，十天后松安移营二岭口外（注：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02页。）。而地图上的李能臣、寿春兵均尚在古排塘，“向荣”未予表示，因此可以推断该图应绘成于1851年11月3日赛尚阿进驻阳朔之后、12月19日向荣进驻古排塘之前的一个半月之内。
　　附图
　　图2　FO931/1949号地图
　　FO931/1949号地图表示的内容，是太平军占领永安州前期的清军北路布防形势，计阳朔驻兵5000名、新圩（同“墟”）驻兵2000名、古排塘驻兵8000名、平乐府驻兵500名，共计15500名。有的学者据文献记载统计，“至1851年底综计集结于永安北路的清方兵勇，已超过二万之数”（注：见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0页。），甚至认为已超过46000人（注：见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朱庆葆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29页。），显然有些夸大，应据地图予以订正。
　　FO931/1939号地图，彩色绘制，纸地，无图名、作者、比例尺等，尺寸为60.5×57.5cm。原图未标方向。从周围绘出的城池梧州府、浔州府、平乐府、修仁县、荔浦县、平南县来判断，应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绘出四方形黑色城墙而未标名称的城市应为永安州。永安州城周围的山岭绘以青色，青色以外的山岭绘以棕色；除州城方框为黑色外，其余所标方框如水窦、新圩、仙回、黄村、龙寮岭、新开村等均为红色。各地之间的交通路线用红色虚线予以表示，并注出具体里距。
　　关于FO931/1939号地图的绘制时间，英国国家档案馆在线目录仅作1850s。因该图在水窦处标注“贼营”二字，这足以说明是一幅清军围攻占据永安州太平军的军事地图。水窦是太平军的南大门，由勇将秦日纲把守，清军乌兰泰迭次攻打水窦，均未得手。又，州城之北、上龙村西的山岭上，标注“可立炮台”四字，州城西北相当于龙眼塘的位置标注“山后有炮台”五字。按：后者是指太平军修建在龙眼塘的炮台（注：太平军在龙眼塘安设大炮台事，见姚莹《中复堂遗稿》卷3《至荔浦言事状》。），对清军来说自然属于“山后”；而前者的位置，恰好是1852年1月5日向荣移营驻军之处（上垄横岭位置）。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是一幅向荣的谋臣策划选择驻军地点的军事计划地图，应绘于1852年1月5日之前不久；但时间向前逆推，似也不得绘于1851年12月29日以前，因为此前向荣尚驻兵古排塘、尚未移营凉亭。以常理而论，向荣到了1851年12月29日移营凉亭之后才会有把握谋划下一步的移营目标。因此，FO931/1939号地图最有可能绘成于1851年12月29日至1852年1月5日的一周之内。
　　虽然FO931/1939号地图上没标出清方驻军，但清军方面对各地道路、里距已一清二楚，如东部的昭平县至永安州，图上标：十六里西峡，二十五里雷劈岭，二十里平原

，平原至古带卅里，古带村至州廿五里；又如东北的平乐府方向，标出：大广十五里至佛登，二十里仙回，十五里（古束），古束至城五十里；再如永安州城北方，标注：新圩至古排十五里，（古排）至平岭三里，平岭至城十里；又再如南部水路，标注：ｍéｎｇ＠①江口至太平圩六十里，太平圩至陈村一百廿里，陈村上至新开五十里，新开至黄村廿五里，黄村上至古眉十里，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路线的方向都是指向永安州城的！清军据此地图既可作进军永安州城的参考，也是预防太平军逃出包围圈的可能路线。日后太平军正是由古束一路突围的。由此可见，清军为了对付早期的太平天国，用心可谓良苦。
　　FO931/1891号地图（参见图3）为一幅永安州及其附近的手绘地图，黑白绘制，质地为丝绢，无图名、作者、比例尺等，方向原图标为上西、下东、左南、右北，尺寸为45.8×48.6cm。图上标有向提军（向荣）、姚臬宪（姚莹）、乌都统（乌兰泰）、李鹤人（李孟群）等驻兵之所和永安州城、古带村、水ｄòｕ＠②三处的八个“贼营”，以及黄村、东村、新开村、古良隘、富玉冲、古束六处旧兵营。既然有废弃的旧兵营，则此图显然不是永安战场初期之物。
　　FO931/1891号地图的绘制时间，英国国家档案馆在线目录作1851.9-1852.4.6。按：这是太平军驻守永安的时间，长达半年，这无异于没作考证。如上所考，1851年12月19日向荣到达古排，29日移营凉亭，1852年1月5日移营上垄横岭，10日进扎龙眼塘。在这幅地图上，于龙眼岭东的上龙村标出：“向提军督带官兵移营在此”；又在长寿江上标注：“小河水渴［竭？］可过”。文献记载向荣移营的处所是“上垄横岭”，而方志和口碑史料说是“上龙岭”（注：光绪《永安州志》卷4；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71页。），上垄横岭、上龙村应属一处。向荣的职衔，1851年11月10日（九月十八日）被革去广西提督，至1852年2月6日（十二月十七日）清廷始开复其广西提督原官，开复原官的ｚｈū＠③批谕旨传到军营已是除夕（1852年2月19日）了（注：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05页。）。图上既称“向提军”，则应绘成于除夕以后。
　　附图
　　图3　FO931/1891号地图
　　该图于古眉峡北侧标注：“许、张观察督带官兵壮勇扎营在此”。按：许指许祥光，张指张敬修，据《清文宗实录》卷52咸丰二年正月辛巳载：“许祥光、张敬修于初二日击退贼匪，遂于松山立营，筑炮台于能六岭顶，又于独守庙及古眉峡口等处立三大营”。因此，FO931/1891号地图应绘于正月初二日（2月21日）以后。
　　州东的古苏冲、龙寮岭、仙回里三地紧邻，为太平军突围的生命之路，也是永安通往昭平的要隘，山路崎岖，形势险要，清军原派兵把守。FO931/1891号地图上在仙回里标：“宁岚峰刺史带壮勇扎营在此”。按宁＠④为前任全州知州，1851年11月12日（九月二十日）已带兵“由仙回岭间道攻出”，12月17日（十月廿五日）击退了进攻仙回里的太平军（注：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299页。）。当时姚莹曾乐观地估计：“中堂又令宁丞带潮勇从仙回出口，攻贼之东面，果尔自妙，贼可无东窜之虞”（注：《姚莹致乌兰泰函牍二十二》，《乌兰泰函牍》卷下《太平天国》第8册，第712页。）。但是，“宁＠④深以东路为忧”，因而到了咸丰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52年3月16日），赛尚阿表示要让“王、宁勇扎出古束”（注：《赛尚阿奏报永安东西两路防守被扰严饬妥防片》（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页；又见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08页。）。“王”指署贵州安义镇总兵王梦麟，“宁”指宁＠④。实际上，王梦麟率兵扎出古束冲口，乃1852年3月29日（二月初九日）事（注：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09页。）。在FO931/1891号地图上，“古束”作旧兵营，左下侧注：“凡有红圈未注明者旧兵营也”。古束旧兵营应是署古州镇总兵李瑞营盘，永安战事初起时扎进，闰八月二十五日（1851年10月19日）被太平军攻破，李瑞逃往昭平（注：《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8，第18、22页；姚莹《中复堂遗稿》卷3《请参李瑞状》；《向荣致乌兰泰函牍十》，《太平天国》第8册，第690页。丁守存《从军日记》作闰八月二十四日，与诸种记载相差一天，待考。）。因此，推测该图绘制于1852年3月29日王梦麟扎营于古束之前，应无疑问。王梦麟扎进古束三天后，即被罗大纲击溃，不久太平军就由古束东撤了。
　　因此，FO931/1891号地图应绘成于1852年2月21日至3月29日的近四十天之内。图上昭平县城下侧桂江上标注：“冬日可涉水过河”，说明绘图时已是初春时节。
　　从FO931/1891号地图上看，太平军占据了永安州城、城东的东乡、东南的古带及城南的水窦；而在永安州城西北，隔河便是清军的向荣大营，向荣外围又有新圩的姚莹大营和壬山口的李孟群（字鹤人）大营，州城西南佛子凹有乌兰泰大营，水窦隔河对岸的独松岭又有许祥光、张敬修大营，州城之东通往昭平的东北方和东南方又分别有清知州宁域和知县沈芬（注：F0931/1891号地图在石峡标注：“昭平沈明府带兵勇扎营在此”。查民国《昭平县志》卷4，咸丰元年至三年间该县知县有沈芬、沈敦治；同卷“名宦传”有沈芬传，云：“于折狱时遭匪乱，与局绅从九，梁任爵等星夜芒鞋持械督团御之，邑人颂之”。）带兵驻守。可见永安战场晚期各大路口均已被清兵把住，其中向荣、乌兰泰是清军北、南两支劲旅，东路防守相对薄弱一些。太平军最后在东路突围，实在是明智的选择。
　　郦纯在叙及清军东路防线时曾说：“当时清军正围攻永安，自无防守昭平县城之必要，所谓守昭平，当指守通往昭平的要隘”（注：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67页。）。此说系根据文献记载推测而来，今有FO931/1891号地图而获得实物证明：清军防守的确实不是昭平县城，而是永安通往昭平的仙回里、石峡。
　　FO931/1941号地图，黑白绘制，纸地，无图名、作者、比例尺等，尺寸为69×70cm。方向原图未标。所绘范围，左下方标出平南城，左上为修仁界，右上为平乐界，右下为梧州界，而中心区域则绘出永安城和昭平城。笔者据此判断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该图的绘制时间，英国国家档案馆在线目录作1850s。按：图上在水窦、佛子绘有多个三角旗。水窦是太平军保卫永安的南大门，由秦日纲把守；佛子则是清军南路大营所在地，由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率部驻守。可见这又是一幅太平天国永安封王建政时期清军南路谋攻永安州的军事地图。因图上无明显标志可供时间之考证，只得暂定此图绘制时间为1851年9月25日至1852年4月5日，即太平军驻守永安期间。
　　FO931/1941号地图的主要内容，是用形象手法画出永安州附近各处山岭，河流、村墟、隘口亦予表示，贴红签说明某地至某地之间距，道路则用黑色虚线连接各村墟来表示。指向永安州城 的道路，图上共有六条。(1)南部：ｍéｎｇ＠①江口至太平墟六十五里，太平墟至陈村塘一百二十里；陈村塘至新开五十里，新开至黄村二十五里，（黄村）至古眉峡□□里，古眉峡至水窦十五里，水窦至州城二十里（另有签注：水窦由较场路至州城二十五里）。(2)西南部：云墟至州城三十里。(3)西北部：平岭至州城十五里。(4)北部：大广至上龙卡七十五里，上龙卡至州城四里。(5)东部：佛登至仙回二十里，仙回至龙寮岭十五里，龙寮岭至古束十五里，古束至州城二十里。(6)东南部：昭平至西峡十五里，西峡至雷劈岭二十五里，雷劈岭至平元冲三十里，平□□□□□三十里，古带至州城二十五里。可见与FO931/1939号地图一样，FO931/1941号地图所标道路、里程恐怕也是供清兵行军作战参考的，各路目标全都集中于一个焦点——永安州城。由此益见清军于永安州虎视眈眈之状。
　　永安战事期间最为著名的地名，清方为佛子、古排塘，太平军一方则为水窦、古苏。前者写法不见歧异，后者则有多种写法，盖用字从俗、仅记其音耳。太平军永安州的南大门，FO931/1891号图作水ｄòｕ＠②，FO931/1939、FO931/1941两图作水窦，FO931/1947号图作水ｄòｕ＠⑤，ｄòｕ＠②、窦、ｄòｕ＠⑤同音，当属通假。今为蒙山县南的水秀。太平军向东突围的山冲，FO931/1891、FO931/1939、FO931/1941、FO931/1947四图均作古束，赛尚阿的奏摺（注：《赛尚阿奏报永安东西两路防守被扰严饬妥防片》（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赛尚阿奏报收复永安生ｑíｎ＠⑥洪大全因雨受挫现分投堵击情形摺》（咸丰二年二月十七日），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第39-41、51-58页。）、丁守存《从军日记》、《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8也均作古束，只有向荣写给乌兰泰的信中作古苏（注：《向荣致乌兰泰函牍十》，《乌兰泰函牍》卷上，《太平天国》第8册，第690页。），但徐广缙给叶名琛的信仍作古束（注：见FO931/1301号档案，原无名称。）。束、苏音同，亦在通假之列。简又文认为古苏是正名、“或作古束者误”的说法（注：见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卷7（商务印书馆，1944年）。），显然有违史实。
　　　　三　长沙攻守形势地图
　　太平天国从广西发展到湖南，攻打长沙之役极为激烈，历时81天。
　　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1852年9月11日），太平军西王萧朝贵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长沙城南，开始攻城；当时清军守城兵力单薄，仅能“登陴固守”（注：佚名：《平贼纪略》卷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211页。）。不幸西王在次日的战斗中被炮击成重伤，不久死去，战事受挫。
　　约一个月之后，太平军主力始抵长沙南门外，给了清军以喘息的机会。清方守军除原在长沙防守的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卸任湖南巡抚骆秉璋、湖南提督魏起豹外，陆续调来了和春、邓绍良、江忠源、常禄、李瑞、德亮、张国ｌｉáｎｇ＠⑦、瞿腾龙、王家琳、秦定三、开隆阿、贾晋亨、朱翰、向荣、福兴等率领的滇、黔、桂、川、豫、皖、赣、粤诸省及湖南本省兵勇，“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湖南布政使潘铎缒入长沙城中，钦差大臣赛尚阿先驻守衡州、后也到了长沙。一时清军将领蚁聚，“城内外巡抚三、提督二、总兵十”（注：《清史稿》卷407《江忠源传》。），在城外纷纷抢占要地，在城内加强城防，西门以至迄无战事的北门也派兵驻守，约计清军兵力达五万之众（注：参见王ｋǎｉ＠⑧运《湘军志》卷1，王定安《湘军记》卷1，以及王庆成《壬子二年太平军进攻长沙之役》（载《文史》第3辑，1963年）。）。
　　由于许多战略要地被清军抢占，太平军攻城只能局促于城南一隅，且咸丰二年九月初二日（1852年10月14日）浏阳门、初三日（15日）井湾的两次战事失利，天王遂派翼王石达开率部于九月初五日（10月17日）从猴子石西渡湘江，占领了湘江以西鱼网市、土城坝、龙回潭、阳湖等大片土地，并在江中造有浮桥，派兵驻守水陆洲。太平军夹江而峙，从而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FO931/1906号档案暨长沙地图（参见图4），所绘即为石达开西渡以后的长沙攻守形势。
　　附图
　　图4　FO931/1906号地图
　　该图黑白手绘，无图名、作者、比例尺等，尺寸为66.5×44.5cm。图上原无方向，笔者据地物判断为上东、下西、左北、右南。所绘范围为长沙旧城南至豹子岭（今仍名豹子岭）之南，兼及湘江西岸，凡绘出清军兵营33个、“贼营”17个，注出通往京城、常德府、礼（醴）陵、湘潭、浏阳县五条大路和湘潭来省小路，而长沙城被绘成了示意性质的圆形，并在城南绘出“贼匪土城”、在坪塘绘出清军起造的土城各一座。
　　在这幅地图上，城南湘江岸边标出：“猴子石，贼匪造有浮桥，过河”，又在湘江西岸标出八处“贼营”、“两边河岸炮台数十个”，并在湘江中标出：“牛头州贼匪营三个”（“州”通“洲”）。可见此图之绘制已在石达开巩固了西岸营垒之后，应属长沙战役晚期之物。
　　FO931/1906号地图上绘出的“贼匪土城”与长沙城之间，有三道双线相连，最东一道标为“大路”，其余两道分别标为：“土城贼匪开挖地龙攻城”、“土城内挖地龙攻城”。这是颇堪注意的注记，因为在后期的长沙战役中，太平军所挖地道凡十余次，虽大多被清军破坏，但挖掘成功、炸坍城墙而城濒于攻破者也有三次。关于这一点，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王庆成《壬子二年太平军进攻长沙之役》均认为有四次，然郦纯著《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力驳四次之说，主张只有三次（注：详见该书上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100-101页。）。今人论著多宗三次之说（注：见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第337页；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第54页；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87页等。）。今按：咸丰二年十一月初三日（1852年12月13日）罗绕典等奏：“贼众因三次轰城，均经大挫”，上谕也称：“前后三次轰城，均被我兵击败”（注：《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第1、2页。）。萧盛远《粤匪纪略·长沙解围》云：“（太平军）偷挖地道三次，轰陷城垣数十丈”（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27页。）。张曜孙《楚寇纪略》云：“贼为地道实火药坏城垣数十丈，凡三次，皆旋堵旋筑，并出兵击却之”（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71页。）。光绪《善化县志》卷33也说“总计粤匪攻城三次，地道屡轰，凶悍异常”。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更有详细的记载：
　　贼无计可施，惟以开挖地道为事。计数十日之间，至十数处，或被我开沟截断，或竟由内透出，或以火药击退，或土崩不成，或遇水而止，其成计者惟三处。九月廿九日申刻，正南门城楼右侧，贼地道火药轰陷城墙七丈有余，贼蜂拥奔进，镇＠⑨游兵奋勇堵杀，斩长发贼十余名，击伤贼兵无数，登时撑修，得以不害……十月初二日午刻，贼复轰奔（崩）月城垛口，自缺口攻城，我兵又斩贼目曾自新及长发贼二名。十月十八日卯刻，天大风雨，贼复轰陷南城八九丈，大队齐进，镇＠⑨兵、金川屯兵、辰勇等奋力堵杀，贼不能进。我兵狃于前胜穷追，贼伏兵炮发，骤不及避，遂伤我兵百四十九名、阵亡十二名、压ｂì＠⑩十余名

。此三次危险之大概也。（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65页。）
　　可见三次之说至确。既然FO931/1906号地图上己标出两次开挖地龙攻城，则应是咸丰二年十月初二日（1852年11月13日）第二次穴地轰城发生以后、十月十八日（11月29日）第三次轰城发生之前所绘。而太平军因长沙久攻不克，于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悄然撤离。因此，该地图应绘成于十月初二日至十八日之间的17天之内。
　　FO931/1906号地图上所绘长沙城南“贼匪土城”，见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惟正南及西南面贼踞房屋尚多完固，妙高峰一带地势较高，贼立土城、望楼，拒守甚坚”。土城内标的街道、房屋，亦见《方略》卷17：“现在碧湘街、鼓楼门、西湖桥、金溪桥一带民房，均为贼踞，党舆甚夥”。土城与南门之间，图上注出“和大人营”。按和春系绥靖镇总兵，扎营之处亦见于《方略》卷18：“现在和春、秦定三扎营妙高峰下，紧逼贼巢”。
　　由此图看，长沙战役的最后阶段形势对太平军已极为不利。图上从离城15里的豹子岭（今长沙城南豹子岭）南侧起，先向东、后向北、经金盘（盆）岭东侧迤北至长沙南门，绘有一条双线，注出为“兵勇豪坑”（“豪”应系“壕”字之误）。这条壕坑，系赛尚阿入长沙城后于九月二十二日（10月3日）左右开始督饬将弁开挖的，“自长沙南门外蔡公坟起，至豹子岭止，连营十余里，挖濠深宽丈余，堵其东窜”（注：《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第37、53页。），可见地图所绘与官方文献记载一致。光绪《善化县志》卷33“兵难”载此壕坑起自小吴门、浏阳门而终于龙潭湾直抵河边，与FO931/1906号地图、《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均不合，县志记载当误。郦纯著《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据此县志述此壕坑的走向（注：见该书上编第1册第99页。），亦误，当据以纠正。这条壕坑，一直仅有文字记载，这一次笔者终于首次发现了当时人在地图上的标示。
　　壕坑的东侧和南段南侧，布满了清军兵营，图上自北而南依次绘出：楚勇营（两处）、贵州营、湖南营、湖北营、楚勇营、李大人营、镇＠⑨营、河北营、江西清大人、云南营、江大人、金大人、义勇营、仁勇营、长大人、其勇营、张家祥营、朱大老爷潮勇，共19处营盘。这些清营将太平军压在了壕坑以西。本来，太平军包围了长沙南城，清军却作了反包围，此图生动地向后人展示了双方军事对垒情形。江大人系指知府江忠源，张家祥即天地会投降清军之张嘉祥（投降后改名张国ｌｉáｎｇ＠⑦），朱大老爷为沅州协副将朱翰，江西清大人则指九江镇总兵清保，长大人指九江镇后营游击长春，李大人或恐为总兵李瑞，金大人待考。
　　在湘江西岸，自石达开西渡扎稳营盘后，清军的外包围也甚严，FO931/1906号地图上自北而南依次绘出向大人营、马大人营、四川营、明大人营、左大人营、川北营、张大人营、刘大人营、潮勇营（建家河两岸各一处），以及坪塘德大人起造土城潮勇营，共11处。向大人系指向荣，他于咸丰二年三月十九（1852年5月7日）再次被革去广西提督一职，于八月十九日（10月2日）率军到达长沙。石达开西渡湘江之前，江忠源曾向张亮基建议：“贼所掳民船尚多，时过江掠食，虑其渡江筑垒，徐图他窜，请以一军西渡扼土墙头、龙回潭之要”。张亮基觉得很有道理，要求向荣速赴河西扼守，向荣却拒不执行，抱怨说：“身是已革提督，贼从此窜，不任咎也”。（注：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7《江忠烈公行状》，光绪十八年刊本。）无奈，张亮基白于赛尚阿，赛遂令向荣西渡；于是，向荣于九月己巳（10月22日）始渡湘江作战，扎营于岳麓山下，“与现在平塘潮勇三千名合剿河西之贼”（注：《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第37页；《东华续录》卷17，咸丰二年九月己巳。）。马大人为马龙，明大人为川屯兵副将明安泰，左大人为左宗棠，张、刘二大人待考。
　　关于左宗棠，郦纯认为“当时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幕友，参赞军务，却未带兵”（注：见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编第1册第97页注4。）。今按：这个说法恐与实际相悖。左宗棠系由胡林翼向张亮基推荐的，八月十九日（10月2日）张至长沙，左随行（注：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193页。）。从FO931/1906号地图上来看，左宗棠实际已带兵，故绘出左大人营。罗正钧纂《左文襄公年谱》咸丰二年条谓：“张公（亮基）一以兵事任之”。郦说误，当据以纠正。清军曾试图切断太平军的东、西联络，但10月31日（九月十八日）的水陆洲之战以向荣的大败而告终；张亮基气愤至极，拟亲自督兵赴龙回潭攻打石达开部，后又借口巡抚出城会动摇人心，终于不敢实行。但是从FO931/1906号地图上看，张亮基最终还是派去了左宗棠。此事不见于《左文襄公全集》和《张大司马奏稿》，或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总之，FO931/1906号地图向我们直观、生动地展示了太平军与清军对垒的军事形势，且与今人所绘长沙战役地图相较，风格完全不同。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氵加蒙
　　　　＠②原字斗的繁体
　　　　＠③原字石加朱
　　　　＠④原字王加或
　　　　＠⑤原字门的繁体里加斗
　　　　＠⑥原字扌加金
　　　　＠⑦原字木加梁
　　　　＠⑧原字门里加岂
　　　　＠⑨原字竹字头下加旱
　　　　＠⑩原字敝下加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