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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天书”--将军崖岩画B组的天文复原

“东方天书”--将军崖岩画B组的天文复原

“东方天书”--将军崖岩画B组的天文复原

及其与少皞鸟官文化的综合研究



“天书”一词,给人的印象,素来就是以借由一种碍难烛识的神秘性而封存了其所潜藏的“终极睿智”的符号载体。在中国文化的范畴下,“天书”的样貌更多地具有以下的格式特征:依据天星布局这种天文特征,而加以人文规划,由连系了点、线所构筑而成的象形的符号体系。之所以天星布局的人文效仿,能成为表达承载了文化和意义赋予的表述世界的符号系统的不二依据,这当是先民们对天体规律的影响力有着独特的理解之所致。

在先民们看来,上天是位善良而又精于布置谜局的高手,它非但没有吝啬地隐藏其规范和导引着世界的无上意志,甚至它就一向大方地将之置放於那运行有致的天文规律中,任凭那聪慧的生命们去撷取和参悟。在我们的文化想像中,《两汉书》讲天人感应,《五行传》要分析谜局,狐狸精会参星拜斗,癞蛤蟆能吸精吐纳……不但人类的文化始终不渝地身体力行着,甚至还把拥有这类特殊功能的各种动植物们日常私下里的修炼情形,给窥视和泄露了个透!而天体展现和表达其无上意志之天文特征的顺序――由东往西的左旋运动,更成为了人们的效仿目标:人类把自己的表达意义的工具――文字和图画,也皆采用从右往左的显示顺序,顺次布列展开……

在这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文化理想的型塑之下,各式天书采用天星布列和连系的方式作格式,就显得是那样的顺理成章和顺其自然。

连云港锦屏山南麓的将军崖岩画,自从其得到发现的二十五年以来,一直以“东方天书”般的神秘为海内外学人所关注。有以图腾作解的,有以祭祀作解的,有以巫觋作解的,有以占星作解的,有以天文作解的,有以艺术作解的,有以农业及生活作解的……正象世界上所有的上古遗存一样,几乎人类所有的知识观照体系,全都被人们应用在了对其的解释、解构、追摹和复原的探究努力方面。中华文明素以天人合一著称於世,在上古的各种知识痕迹和文化遗存里,这种倾向尤为浓厚。将军崖岩画悉皆以明晰可辨的天星,作为其意涵表达的载符,无疑更为激发了人们对其的无尽遐思和热切探究。

上世纪初,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现代最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的创刊人洛克耶,将自己数十年来对希腊和埃及的古代遗迹和遗物的研究中,所得到的其和天文学有着的密切关系的惊人发现,应用到了英国最著名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的研究上,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接导致了将具有确切时间信息和文化标记的天文学,工具性的运用到古代历史文化的考古方面来的天文考古学的诞生。天文考古学使我们学会了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古代的遗迹和遗物,因之而检视号称“东方天书”的将军崖岩画,我们同样欣慰的看到了大家所予以特别强调的如下天文学关联:将之与东夷少皞鸟官文化、以及与农业生活相依相伴的天文历法所作出的联系和考察。

将军崖岩画共分四组,A、C、D三组由先民们所赋予的表达其特定时代文化想像之喻意的图腾特征比较强烈,暂不拟在此文中作讨论,本文拟集中探讨天文特征比较明显的B组的考古天文学意涵。在对将军崖岩画B组的考古天文学特征的研究中,“鸟历星象图”无疑道出了该组图像那基源於上古的天文学原貌。

让我们把眼光投向那古远的七千年以前:其时,北极点在左枢的南方附近,左枢作为北极星,最理想的时间是公元前4700年,斯时的赤纬是84°.875216。作为当时的北极星――左枢离北极点的距离比周代的帝星要更近得多。左枢为北极星时代的赤道,比现在向北提高了约20度左右,对照天文图我们惊异地发现:南宫朱雀之首的井宿,正在春分点的位置附近!如果以井宿一(双子座的μ)为基准,揆其时间距今约6900年左右。南宫朱雀的形状正象一只硕大无朋的巨鸟,招摇、舒展地铺陈在季夏、初冬,以及整个秋季的夜空中。

考古发掘的器物里,繁荣滋长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广大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异乎寻常地都有相当丰富的以“鸟”作为形制和纹饰的玉器、陶器出土,更有人认为在远界辽宁、黑龙江,南至浙江的更大范围里,都有这种影响和痕迹的普遍存在。大汶口文化中的“标准化石”――作为鸟的化身的鬶形器,,在龙山文化中发展的更是极为典型。高广仁、邵望平先生的史前陶鬶研究则表明:最初出现于山东地区的陶鬶,不但传遍中原,北逾辽东,南及江浙、广东一带,其衍生物的盉类,更就此成为了商周青铜礼器的重要组成器组之一⑴。距今5500年左右的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出土有雕石而成的人面像,其背部镌刻了一只伏卧的鸟形,宋兆麟先生的研究指出了,其象征了人鸟交合的形象的图腾特征⑵。作为红山文化其玉器特征的勾云形,则被人们将其足部,看做是鸟的造型特征。至于其它可识别出具有鸟的纹饰特征的图形,更是不枚胜举。

以疑古著称的顾颉刚先生发挥其雄厚的文献素养,依据《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记》、《汉书•地理誌》、《说苑•修文》、《后汉书•杜尚传》等文献资料,有力地辩驳了唐代一些粗疏的学风所导致的将《尚书•禹贡》“冀州……鸟夷皮服;扬州……鸟夷卉服”中的“鸟夷”擅改为“岛夷”的讹误,明确提出上古的文化族群实应分别为黄帝、炎帝和鸟夷共三个谱系。经顾先生研究,鸟夷民族族大人多,占有中国沿海一带,以淮水流域为其大本营,实跨《禹贡》之扬、豫、徐、青诸州,延及于冀者则为夫余。殷人、秦人、徐人的祖先各有一套卵生的传说,他们都分属于鸟夷这个大部族。历史上的郯、任、宿、须句、颛顼等国都是风姓,风即凤,都是以凤鸟为图腾的部族,凡商、奄、淮夷、徐戎、群舒、秦、赵、梁、郯、任、宿、须句、颛顼、鸣条,全都出于该鸟夷部族的扩展和分化。而太皞、少皞、皋陶、益、喾、契、挚,皆均为鸟夷的宗神。甚至疑及并有卵生传说的朝鲜、高丽、夫余,是即《禹贡》的冀州鸟夷之所迁变。⑶

磐磐大才的顾先生为我们所勾画的鸟夷部族之多之大,不但远超我们的想像,更大开了我们的眼界,顾先生的研究固然有待於得到更多考古器物资料的证实,但他至少为后人对鸟夷及其的势力和影响力的研究,划出了最大的可能范围。石兴邦先生的《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则更多地从实物性的资料作了辨析和考察,并明确地指出了东方沿海地区乃是鸟祖崇拜的窠臼。⑷於此,考古的器物研究终于和传承了数千年的文献史料有了清晰的交集。

以井宿一为春分点的年代为公元前4900年,其28宿的分布见附图。

在将军岩B组岩画西半部大量的双圈圆点、单圈圆点以及圆点和线等符号规律地分布成带状,长达6米。中间有短线将它分成四节,有的圆点后有短线相连。这是一幅类星象图。与附图相对,很像是从附图的正北到正东的斗宿的一个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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